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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组织工作的回忆
2017-12-07 15:33:17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出生于易门县龙泉镇,1969年8月从重庆电力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东河印制公司(即今成都印钞公司)工作。中央企业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和环境条件都很不错,让我这个从农村走出去的孩子感到从糠箩跳进了米箩。每当休探亲假,我从成都回易门,沿途所见所闻,感到外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变化很大,而自己的家乡年复一年“涛声依旧”。县城只有一条老街道,居民住房歪歪倒倒。抽不完一支烟的工夫,就可以走个遍。到理发店理发,县城只有街头街尾两个理发店,理发师衣着陈旧,双手皲裂。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梦想着家乡应该发展、进步得快一点,父老乡亲应该尽快脱贫致富,生活得更好一点。为实现这个梦想,自己何不要求调回易门工作,用自己在外边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贡献一份力量。而那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调工作谈何容易。上天不负有心人,1983年,正赶上易门县检察院恢复重建,空编缺人,赶忙找有关领导表达意愿。读书期间,我曾到西南政法学院老乡那儿借阅过一些《案例选编》等大学教材,对当一名司法工作者也饶有兴趣。代理检察长初步了解我的情况后,欣然同意接收我并敦促县委组织部发出了商调函。

我1976年入党,在单位工作一向积极,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工作者。在一次设备事故中我见义勇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挽救国家财产,受到单位和群众的好评,个人荣立二等功,所领导的班荣立集体三等功,受到公司表彰奖励。县委组织部的领导看过我的简历、政治鉴定、家庭历史和一贯表现后,觉得留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更合适,于是,我收到的调令是到易门县委组织部报到。

我头天报道,第二天就正式上班。早上7:30我就到组织部,参加打扫县委大院的卫生。我少小出门,乡音已改,机关的老同志都用新奇的眼光打量我,许多人都说:哦!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热爱组织工作

上班第一天,分派我的工作是到县林业局、农业局、供销社、卫生局等单位了解贯彻落实县委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会议是一个星期前召开的,由组织部负责检查督促。我初来乍到,摸不着头脑,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独立从事新的工作。每找到一位领导,我都先自我介绍说我是刚调到县委组织部的,来了解组织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情况。我就这样开始接触、了解组织工作,开始留意了解所接触干部的品行、为人和工作作风。

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好坏、文明进步快慢,与当地人才多寡、领导班子建设强弱、党组织建设是否有战斗力有很大关系。而做好这些工作,正是组织部的职能,是组织干事的目标。我找到了实现梦想的途径,爱上了组织工作。

10月中旬,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1983年工作总结和1984年工作意见。对于工作,我是“下车伊始”,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仅就文章结构、材料舍取和选词用语方面提出了点修改建议。没想到部长听后,决定让我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这既给了我压力,又给了我机会。通过反复阅读、修改,我对组织部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修改后的材料受到领导和同事好评,对我鼓舞极大。

年底,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对进一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部署,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县委工作组。组织部长带我到铜厂公社底尼大队蹲点帮助指导工作。

底尼地处高寒山区,是彝族聚居地。山路崎岖,村落分散,吃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艰苦。民谚云:头顶雾露脚踩霜,苦荞粑粑青菜汤……工作队员要自己挑柴、挑水、做饭。晚上下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检查指导工作。隆冬天,降大雪,天气寒冷,长时间没办法洗澡、洗衣服,身上都长了虱子。乡村的条件比县城又差了许多,与我在四川时的条件相比,成了“米箩跳回糠箩”。艰苦的磨炼,考验着我的意志,新的工作激励着我的上进心。

组织部长是从底尼走出来的领导干部,情况熟悉,作风过硬,他常带着我走村串寨,找干部,找党员,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党组织活动情况和干部的能力、责任心等等情况,下意识遴选村、乡干部。回到住地,就把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整理、归纳、分析,从中找出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干部选拔任用的经验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等等。比如获取了党员队伍老化、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思想不解放、观念陈旧这些情况,引起了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进而提出大力发展新党员,加快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根据中央精神,结合易门实际,制定相应工作规划、工作目标。建立健全后备干部名单,明确培养方向。拟定近期、中期调整使用干部计划等等。我跟着部长,学到了许多过去没有学到的东西,特别是部长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得失、作风民主、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等好作风深深地影响着我。

为了尽快熟悉和做好组织工作,我加强自身学习,工作之余广泛阅读《组工通讯》和相关文件、文章,长年订阅《演讲与口才》、《方法》等杂志。学习党史、党章、《党建》和《支部生活》。业余时间几乎都利用来做功课。同时,注意向老组织干部学习,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升自己做好组织工作的能力。通过努力,我考取了云南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修班,到云大读书两年。在校期间,一有空我就跑图书馆,用“海绵吸水”的精神,广泛阅读各类图书,为以后的工作积攒能源。

参与全县组织人事工作规划和实施

1986年7月,县委任命我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干部工作。此后,我更加全身心投入组织工作,希望通过选好人、用好人,使易门加快发展步伐,尽快改变贫困面貌。

那时,组织部要办的历史积案很多,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工作成了家常便饭。干部工作,组织部严格执行中央和中组部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概括为:“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有德无才,难当大任;有才无德其才足以济其奸。”结合当时易门的干部来源少、队伍小的问题,我提出选好用好“文革”前“老三届”毕业生的建议。因为这批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受到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和多年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础好;二是世界观形成于“学雷锋”、“学焦裕禄”、“学王杰”等英雄模范的年代,普遍养成了良好的德行;三是都经历了多年实际工作锻炼,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

在了解、考察干部方面,提出了突出重点,全面考察。重点是德、能、勤、绩;全面是除了了解工作表现外,还要了解考察干部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业余时间在做什么,有什么业余爱好,有什么突出的才艺,知人才能善任。通过对干部的政治表现、工作态度、业务水平、技术专长、领导能力、工作实绩、思想作风、主要缺点八个方面考察、分析,1987年重新调整、补充后备干部名单,县处干部15人、区科级56人,其中,近期使用的30人。

那时候,组织部担负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地下党边纵政策,落实干部享受离休待遇政策等等,来信来访工作量非常大。许多来访人员都有这样一个心理,认为自己的问题只有直接向组织部领导反映才能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路上有人拦,办公室有人等,下班了还有人跟到家里找。

农村工作,始终是农业县的工作重心。组织部每年都要抽调大量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蹲点指导工作或者按单位分配联系点,抽调干部下乡驻村指导工作。这时候,组织部都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蹲点。

为解决干部队伍文化偏低的问题,组织部加强了干部培训工作,除开办“三基本 ”学习培训班这样的短训班外,一是分批选送干部到省、市委党校脱产学习,获得大专或中专毕业证书;二是依托省委党校、县委党校办函授班和干部中专班,提高在职干部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如1989年,依托县委党校办了五期形势教育短训班,两期机关、农村民主评议党员骨干培训班,一期“社建”班和一个函授中专班,共培训各级领导干部827人次。

为解决社会发展需求与干部来源短缺的矛盾,积极争取招干指标,从全县大队(村)干部和企业职工中遴选录用了一批干部。我参与了考察、选拔、向县委常委会议汇报、向地委组织部汇报审批工作。选定后,又参与任前谈话、重新分配工作等。

愿当“职业革命家”

干部、人才的培养、选拨、使用,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个系统工程。为保持组织人事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中组部曾提出组工干部应耐得住寂寞,默默无闻,甘为人梯,树立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甘当“职业革命家”的思想。表彰了从事组织工作满30年及其以上的老组工干部。这事对我影响很大,我一向认为,个人只是沧海一粟,力量渺小,只有大力选拨培养,建设强大的人才队伍,把他(她)们推上领导岗位,引领全县人民齐心协力搞建设,谋发展,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步入快车道,家乡的父老乡亲才能尽快奔小康。由此,我自觉确立了甘为人梯,当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思想,随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展工作。

1990年—1991年,突出抓了党组织建设。1991年10月中旬,县委组织部组织4个工作小组对全县13个党委的党建工作进行了检查,结果是:各基层党委切实发挥作用,做了大量工作。主要反映在:一是理论学习加强了,全县党员干部参学率达90%以上。二是以党校为阵地,举办“三基本”教育培训班、科学技术培训班、哲学学习培训考试,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素质。三是加强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全县55个村办总支,受县委表彰的18个,占32.8%。四是做好发展党员工作,1990年发展新党员94人,1991年发展新党员159人,党员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五是各项党建工作制度健全完善,党员轮训教育制度、创先争优制度、党员联系户制度、“三会一课”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分类管理制度等都建立并认真执行。全县13个党委、627个总支(支部)、4800名党员,评出先进党委4个、总支(支部)132个,优秀党务工作者21名,优秀党员777名,受到县委表彰大会表彰。其中,受省委表彰的先进党委1个、总支3个,优秀党务工作者3名,优秀党员4名。

1991年8月,易门8个乡镇,党委书记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39岁,平均年龄44岁。文化程度,中专学历6人,占75%;小学2人,占25%。党委副书记,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30岁,平均年龄38.9岁。文化结构,高中、中专学历的6人,占75%;初中学历2人,占25%。8名乡镇长,年龄最大的51岁,最小的35岁,平均年龄42岁。文化结构,高中、中专学历的7人,占87.5%;初中学历1人,占12.5%。副乡镇长,年龄最大的49岁,最小的25岁,平均年龄37.3岁。文化结构,大专2人,占11.8%;高中3人,占17.6%;中专9人,占52.9%;小学3人,占17.6%。由此可以看出,多年来虽然做了大量努力,做了许多工作,但乡镇领导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依然突出,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须进一步加大人才选拔培养力度,组织部须进一步做好人才培养规划。1991年底,经过推荐、考察、选拔、报县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报地委组织部审批,我们从村公所、办事处录用了16名干部充实干部队伍。1992年5月,又从乡镇选聘干部中择优录用了24名干部,以壮大干部队伍。

那时,上级给了县委组织部两个正科级组织员的职数,从全局、从有利于工作考虑,按照通常的做法,分管干部的副部长也应兼任正科级组织员。而我考虑的是,部里一名副科级组织员下一步将作为龙泉镇党委书记同时进县委常委班子的人选,不早一点升任正科级,到使用时会出现“越级提拔”问题,影响顺利选举。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这个想法,主动让出了升任正科级的机会。这件事办下来,有许多人说我傻。我却认为“甘当人梯”就应有如此表现。大力举荐人才,举荐年轻人,是组工干部的职责。

1993年,又逢县乡换届选举。我参与了全部筹备工作和规划人事安排蓝图,撰写了三次请示报告向地委报告全盘选举工作情况。这次换届选举,通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上级审批等程序产生五套班子领导候选人。新任组织部长人选两名,按推荐票数,我得票最多。当我向地委换届选举指导组领导汇报时,极力推荐时任铜厂乡党委书记,因为他比我年轻两岁并有领导一个乡镇的履职经验。按程序,候选人三板定案。头两板,我的姓名位列其中;公布第三板,撤下了我的姓名。换届结束,组织上安排我任县政协常委、办公室主任。但我并未到职,因熟悉落实政策工作,借留在组织部主编《易门县落实政策工作大事记》。一年后,书成与读者见面,我才到县政协新岗位上班。

“万丈高楼平地起,先生绿叶后长花。”十一年的组织工作经历,值得我永远怀念。“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这是我心中的坚守。

【作者】易门县老干部诗书画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退休干部 苏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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