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曾经在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读书、工作过。虽然在这所学校学习、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3年的学生生活、6年的教学经历)，但它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后来我离开这个学校到了其他单位工作，却始终难忘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我这里所说的“独具特色的学校”就是原来的元江漫林糖厂高级中学。这所学校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元江漫林糖厂投资兴建的一所厂办学校，它开创了元江县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性质的高级中学之先河。

1971年7月，我从龙潭公社（现为龙潭乡）两年制附设初中班毕业，10月份被录取到元江漫林糖厂高级中学就读。当时只听说来这所学校读书不要家里出钱，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是怎么一回事还不清楚。带着简单的行李来报到时，只见一根高大的烟囱和一些不规则的厂房以及几排低矮的瓦房，没有校园，更没有教学楼。厂区内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凤凰木和桉树，工厂里有一些奇形怪状又不知名的机器，偶尔看见几位身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师傅，看其表情都很和善而又很茫然，好像在想：怎么会来这么多年轻人？可能是因为要办学校的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工人师傅还不知道这里要办学校的事。当时，虽已入秋，但元江县城的气候仍炎热难耐，看不到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完全没有校园的气息。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由于接到通知的时间比较晚，是最后一批报到的同学之一，当我来报到时，学校里已经有很多同学了，他们中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等元江县境内的各种民族。同学们所穿的服装颜色都比较单调，有的补丁连补丁，十分朴素。语言千差万别，互不相通，但是，年轻人交流、沟通快，不过几天就很快熟悉起来了。我是一个从边远而偏僻的彝族小山寨出来的人，来到这个县城周边的工厂里，觉得什么都是新鲜、陌生的，也觉得很幸运，能与150多名同龄人相处，感觉很开心、很快乐。

到12月初，一年一度的糖厂榨季开始，我们的学工活动也开始了。糖厂的工作场所有：甘蔗场(堆放甘蔗，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大)，压榨车间，清净车间，煮炼车间，锅炉车间，水电车间，化验室，修理车间。生产开始，我们150多名同学，按照性别特点和身体素质，分别安排到各个工作场所。我由于体质条件不算差，就被分配到甘蔗场抱甘蔗。抱甘蔗的活计劳动强度很大，是比较艰苦的工作之一。工作时间实行每天三班制，每班30多人，上班时，每人发一件长至小腿处的帆布衣服和一双帆布手套。主要工作就是从运甘蔗的汽车上把甘蔗一把一把地卸下来，然后再把甘蔗抱到铁皮推车上。甘蔗场上设有轨道，铁皮推车放在轨道上，推车上堆满甘蔗后，用人工推着推车顺着轨道送往甘蔗输送槽。装在推车上的甘蔗有一人多高、两吨多重，推起来十分费力。我们就这样周而复始、8个小时都在重复进行这种繁重的劳动。虽说我们当时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但是劳动时间长了，还是感觉又累又饿，十分疲劳。这个时候很想吃根甘蔗，但是，厂部三番五次地强调不能吃甘蔗，还派几位保卫科的工人师傅轮流监督我们。不过有些同学还是不自觉，趁着推推车，掰下一小节甘蔗边推边吃，甘蔗渣就塞在蔗堆里，很滑稽可笑。俗话说“馋学生，饿老鹰”，可能是体谅我们这些学生的辛苦吧，监督我们的工人师傅也只是说说罢了，并没有采取什么严厉措施惩罚偷吃甘蔗的学生。下班时，同学们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疲惫不堪，好在都是年轻人，睡一觉起来后，大家又是精神饱满、活蹦乱跳、活力无穷了。在甘蔗场上班，不仅劳动强度大，还要经受烈日、风雨、寒冷的考验。20世纪70年代的元江坝子，每一年的冬天昼夜温差还比较大，白天烈日当空，炎热难耐，到了夜晚，寒风吹来，觉得很冷。当时南门桥周围一带，还是黄沙裸露，一大片沙滩，江风一起，灰沙弥漫，铺天盖地向江边袭来，头发、鼻孔、耳朵里全是灰沙。如今到处都栽满了芒果、香蕉等果树，有效地遏制了灰沙。在甘蔗场上班固然很苦很累，但是，在其他车间里上班的同学也轻松不了多少，他们除了不必经受风吹、雨淋、日晒以外，车间里闷热、凝固的空气和单调重复的机器轰鸣声，很使人焦躁不安，有的岗位还必须全神贯注，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一旦走神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安全，所以各有各的苦处，谁也不轻松。在甘蔗场上夜班时，虽然很累很困，但我们会苦中作乐。当时文化精神生活很贫乏，八亿人民唱八个样板戏，从读初中时，许多同学都学会唱几首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和背诵毛主席诗词。大家在十分困乏之时，比赛唱样板戏和背诵诗词，有同学唱走了调或者背错了诗句，大家互相指责一通，嘻嘻哈哈，谁也不计较，以此来驱赶困乏，聊以自慰，打发时光。说实在话，抱甘蔗是一种很苦很累的活计，四个月的榨季结束时，手腕处的皮肤就像水牛脖子上的皮肤一样，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退化。然而，就因为有这么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炼，才造就了我强健的体质和坚强的毅力。

4个月的榨季结束后，就进入了读书学习阶段。我们150多名学生编为3个班，我在3班，还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教我们的老师是当时元江县最优秀的人才，大部分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对这些老师，我们都很敬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刘复生先生，他是上海来元江的知识青年，听说他高中未毕业，就“上山下乡”来到元江，原先是在一个傣族村子，后来糖厂招工，就来到漫林糖厂。他是一位年轻力壮、知识比较全面的知识分子。当时元江县知识分子不多，很稀罕。他既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数学、音乐老师。他身上具有无尽的活力，我们都很佩服。当时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上课，就分别把三个班的学生安排在食堂大厅、包装白糖的包装车间、酒精车间上课，我们班被安排在酒精车间。没有课桌，就用砖头支撑一块木板当课桌。尽管条件简陋，我们都很专心地读书，纪律很好。同学们都很清楚，“文革”前期，被耽误了许多宝贵的读书机会，很多知识需要从初中阶段的课程补起，所以教师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在上课读书的同时，师生齐动手，配合工人师傅拓土坯、搬砖运瓦盖教室，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终于盖起了两幢崭新的瓦顶平房教室。当时教室周围绿化不到位，没有几颗树，教室内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夏秋两季教室里就象蒸笼，闷热难耐，师生们都汗流浃背，十分辛苦。尽管如此，师生配合都很默契，学风很好。

3年的学工期间，学校的师生和工人师傅之间关系十分融洽，感情很深很朴实。记得我们3个班学生毕业时，与工人师傅一起聚餐，因为很快就要分别了，所以大家抱头痛哭，依依不舍，场景十分感人。

1974年7月，3年的读书生涯结束了，同学们各奔前程，从农村来的农民子女就叫回乡知青；非农业人口的子女就安排到各地下乡，称为下乡知青。后来参加工作时，下乡知青从1974年起算工龄，而农民的子女则不算工龄。

1976年10月，通过本人写申请、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公社、县级主管部门层层审查后，我被录取到玉溪一中中学教师培训班读书。通过两年的苦读，1978年7月从学校毕业回到县里；10月我被分配回到漫林糖厂中学任教，教历史课。由于中专毕业生教高中，又要与昔日的老师一起教书，我当时不免有一些紧张和胆怯。当时与我一起被分回母校的同学还有一位数学老师和一位英语老师。那些老教师们都很善良，毫不保留地向我们传授教书育人的经验，他们的这种大公无私行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我们都清楚自己起点低、底子薄，因此备课很认真，教书一丝不苟，生怕误人子弟。在漫林糖厂中学任教六年来我一直担任班主任，与许多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直到现在很多学生都还与我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

1989年，这所历经19年的很有特色的学校，秉承特色——由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性质转化成为专一培养高中文化人才的高级职业技术中学。如今，所有在漫林糖厂中学读过书的学生，每当各个级的同学聚会时，都要回母校看看，有的栽几棵树表示纪念，有的买几件纪念品表示怀念。我们会永远记住这所颇具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为元江县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校。

【作者】陈有明：县政协主任科员。当过中学教师、党校教员，任过乡党委副书记、县老龄委副主任、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等职。《快乐的烟盒舞》等数篇文章发表于省、市、县有关刊物。